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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艺术
弘道文脉永 春风感兴长
发布时间:2018-08-07     来源:     点击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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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《弘道书院志》读后

宏道书院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城北,初创于明弘治七年(1494)。创始人王承裕(1465~1538),字天宇,号平川道人,系吏部尚书、太子太保王恕幼子。王恕任职时,王承裕随从身边,得其家传。其办学过程,也得到了乃父的有力支持。

据悉一代宿儒王承裕自幼好学,深明理学之道,他弱冠所撰《太极动静图说》并序,颇能代表其基本的理学观念。该文镌刻为碑,附录有《宏道书院示从游》,撰于正德辛巳(1521);又有《癸巳(1533)秋九月二十一日示门下二首》,也表达了他的一些理学主张。

王承裕创办书院前,尝借永清坊的普照僧院,创办了弘道书屋。后来辞职归里,致力于书院讲学,才进一步扩大了校舍的规模。就这部志书的撰写来看,撰写者为王承裕,辑录者为门生来时熈,所辑录的内容是否限于艺文,笔者未能确定。就时限而言,志书上限起于弘治五年(1492),当时王承裕年届三十,次年才考中进士;下限迄于嘉靖十六年(1537),王氏时年七十二,距辞世不足一年了。可以肯定,这部志书涵盖了王承裕的全部学术阅历,实质上也是其创办书院的学术总括。

就书院志或学校志而言,其所要记载的基本内容,不外乎(一)书院建置或学校沿革,内容以学校的创建情况为主体。有关书院或学校的旧址、校舍和环境条件,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。(二)教育制度、教学内容或办学理念,诸如《学规》、《章程》之类制度性文献,不但有益于个别学校的精神传承,而且必将对区域或行业教育事业产生影响。(三)师资和生源,古代书院师资有限,大多以山长或校长为中心,譬如王恕、王承裕父子与弘道书院的故事,在志书行文中仍旧清晰可辨。对于那些有成就、有影响的学生,作者遴选了四十名优秀人才来记载,其中既彰显了办学功绩,又检验了教学成效,这是同类志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;(四)记事文献或艺文作品,诸如《建弘道书院记》之类,属于办学文献,而门铭、箴言之类,属于艺文作品。两者相辅相成,可以起到敷陈学风和文风以及社会环境的作用。

就基本内容而言,《宏道书院志》大致具备了以上所述的四项基本内容:

第一项,涉及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,重点涵盖了《弘道书院学规》二十条和《类定小学规》十四条,两者均有其强烈的针对性。

由于书院生源常分二十岁左右和十岁左右两类,有“堂上学生”与“堂外学生”之别,所以其教学规章也有难易之分。从内容来看,先有《弘道书院学规》二十条,用以约束在此求学的年长诸生。其中,“父子亲、君臣义、夫妇列、长幼序、朋友信”为治学道理,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为学正功夫,而“赞化育、参天地”,被列为弘道极功。这些针对成年学生的《学规》,以弘扬儒学为职志,其学术倾向和志趣显而易见。与此同时,针对年龄较小的学童,还制定了《类定小学规》十四条,其中包含南宋真西山《教子斋规》六条,董铢、程端蒙两先生《学规》八条,均属启蒙阶段的要求。

在二十条《弘道书院学规》中,有下列六个层次值得解剖:

其一,“明德”、“学道”是办学目的和治学程序。道德之学,其实也是儒学经典的根本志趣,既是归宿也是出发点,其内在诉求是必不可少的。

其二,“诵读”、“讲解”、“察理”、“学礼”,属于求学方法和实习标准。前两者属于教学方法,个人阅读和教师讲解,相辅相成,教学相长;后两者属于切身功夫,需要在社会生活中追踪加以落实。

其三,“作古文”、“作时文”,是科举取士的必由之路。其中,“作古文”反映着学生的文章根柢,而“作时文”代表了当代的八股功夫。两者既昭示着不同的文风,同时也代表了有差异的思想潮流。

其四,“博观”、“明治”、“考德”、“改过”,属于业余涉猎和品德砥砺。“博观”指广泛涉猎,博览群书,“明治”指通晓公理,懂得管理;“考德”是有关人品道德的考验,而“改过”是针对所犯错误的纠错行为。

其五,“作字”、“游艺”、“会食”、“夜课”,属于个人的技能训练和社会游艺。学习闲暇和业余时间,诸生也不可懈怠,需要有严格的行为规范。“作字”指书法训练,“游艺”指休闲游戏,“会食”指共同聚会,“夜课”也指晚间自修或自习,以上都属于日常教育的内涵。

其六,“考试”、“遵守”、“归宁”、“给假”,属于纪律规定和休假安排。涉及年长学生的婚姻家庭,病事告假,《学规》中也给予了真切的人道关怀。

以上所规范的内容,可谓面面俱到,巨细靡遗,要求诸生必须认真地加以遵守。

办学期间,王承裕担任书院山长,亲自授课。王恕致仕归里后,不顾年迈,仍时至书院,指教诸生,“辨疑摘疵,终日不倦” 。其有关当朝执政和宫闱掌故的介绍,也属于书院教学的内容之一。以这种亲身经历的社会实践为核心,有助于诸生躬身求学并投身其中。《明史》记载吏部尚书、太子太保王恕“惕历中外四十余年”,并以刚正不阿闻名于世,其所形成的行政风格和处事经验,也构成了书院教学的师资优势。

第二项,书院的办学目的,在于顺应科举取士的需要,其教学内容仍以儒家经典为主。

《弘道书院志》所收录的四十名学生中,计有习《易》的十五人,习《诗》的九人,习《礼记》的七人,习《书》的五人,习《春秋》的四人。在儒学六部经典中,《易经》的位置尤显重要。成名诸生中,熟习《易经》的生员颇多,这也符合王恕晚年酷爱《易经》,反复玩味的学术阅历。王恕撰写《玩易意见》时,已年逾九旬,其所研究的内容,也成为书院教学的基础内容。

基于上述儒家经典的教学,弘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诸生,其中出名者甚多,诸如秦伟、刘德学、马理、张原、张秉正、党汝兰、李德明、雒昂等,皆一时名臣。有人指称康海、吕楠等也求学于此,但《弘道书院志》中未有记载。是否与两人后来的阅历有关,仍需研究。

试举二例。马理,字伯循,号溪田,三原人。明弘治十年(1497)中举,正德甲戌年(1514)进士。曾任吏部稽勋主事、稽勋员外郎、南京通政司右通政、考功郎中、光禄卿等职。其学识和文章闻名一时,所著《送康太史奉母还关中序》一文,被传抄国外,朝鲜将此文作范文传诵。著有《陕西通志》四十卷,传之于世。嘉靖三十四年(1556),卒于华县大地震,时年八十二岁。

雒昂,字仲俛。三原人。嘉靖二年(1523)进士。任吏科给事中时,曾弹劾内阁大学士张璁、都察院左都御史汪钱,后来又荐举致仕尚书罗钦顺、赵璜等。屡次触犯皇帝。后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,巡抚河南。遇上钧州知州陈吉揭发徽王朱厚爝过失,徽王不服。皇帝大怒,令逮陈吉入诏狱。雒昂及监察御史王三聘上书为之辩护,皇帝下令将雒昂、王三聘一并逮捕。陈吉、王三聘皆发配边疆,雒昂被杖击而死。

王承裕所介绍的四十名学生,都可以逐个追踪并加以研究,其所形成的门风、学风和家风,也都与弘道书院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。需要指出的是,明代思想家黄宗羲所著《明儒学案》中,曾经将“三原学案”作为有影响的儒学学派之一,并以王恕父子、吕楠等为奠基人或宗师,而这个学派的形成和影响,离不开当时的书院教育。在冯从吾《关学编》及后代续修志书中,所涉及的关学人物,也有一部分与弘道书院的办学传统密切相关,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教育史课题。清代以来,宏道书院、宏道大学堂由私学变为官学,由传统步入近代,其教学内容和规章制度有了较大的变化,其所培养的门生在近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,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,但较之王承裕的初创学风,已经相去甚远,这也是需要客观对待的学术命题。

第三项,包括了一系列与书院有关的原始文献,诸如《建弘道书院记》,为陕西等处提刑按察副使王凤云所撰,作者对弘道书院的办学过程给予了详尽说明;其后附有五言诗,为陕西提学副使何景明所撰,作者以五言诗的形式,对弘道书院的文脉传承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据《建弘道书院记》所载,弘道书院坐北朝南,“其地以丈计,袤四十,广十二,遂白于官而肇工焉。外为缭垣门曰‘仰高’,以对‘南山仰止’也。君自为记(笔者按:当指王承裕所撰《仰高门记》)。重门曰‘恭敬’。恭敬门内为小垣,三其门。中曰‘中立’。中立门内为弘道堂。后为考经堂。又后为春光亭。弘道堂之东为庖,西为库。堂前东西建学舍各十一楹。考经堂前,东为清风轩,西为明月庵,门曰‘忠孝堂’。稍后东北隅为清谷草堂,西北隅为嵯峨山房。草堂之门曰‘卧云’。山房之门曰‘立雪’。忠孝门前东西为夹道,辟门以通于学舍。东曰‘逊志’,西曰‘省身’。草堂前甃石池涤砚,久之,墨凝池面如云,曰‘云沼’。仰高门之内,树以梓树。中立门内及学舍以桧,忠孝门内、考经堂前以松、栢与竹,草堂、山房、春光亭之前以牡丹、莲、菊、梅。考经堂后独植杏。”其书院环境,可谓幽雅有致,令人向往。

目前三原北城清河岸边的书院旧址,仅仅是近代宏道书院、宏道大学堂历史孑遗的一部分而已。这些建设于百多年前校舍,仍然可以派上用场,成为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。如今,宏道书院的环境、条件,被县立北城中学所传承、所发扬,其远瞩终南,近瞰清河的格局,也饶具特点。

第四项,包括了王承裕所撰诗、铭、文、记,其中堂铭、门铭之类,给予书院学生以真切的精神激励,寓教于文,朗朗可读,而其所写几篇叙事文字,则寄托了作者的办学旨趣和闲情逸致。

王承裕自号平川道人,所撰《示从游》《示门下》等,均谈及办学初衷。传承儒家脉络,培养栋梁之才,蔚成时代风气,无疑是他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初衷所在。各类铭箴之言,则寄托了他的教育理念,譬如《弘道堂铭》中“修道立教,爰作斯堂”,表明了办学宗旨;《考经堂铭》中“筑堂考经,为我训则”,说明了考试内容。至于房、轩、庵、阁、庖、门铭之类,也各有教训,指向明晰。在诸生活动的书院空间里,将一切儒学教训化为铭箴格言,也是教学活动生活化、日常化的标志之一。

涉及考经堂,既是图书馆,又是考场屋。弘治九年(1496)丙辰十二月十七日,石渠老人王恕所撰《明考经堂记碣》中,明确提出“此考经者固不可不用传注,亦不可尽信传注,要当以‘心’考之也。……然则君子之立言,求其是而已矣。岂可阿其所不是以为是哉?”研习儒学经典,既要借鉴先贤传注,又不能拘泥于此。所谓“以‘心’考之”,不但是指考试过程中的用心应试,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,也是王恕研究儒学经典的经验之谈。王恕在《玩易意见》中,不拘泥于前人定识,而是有所辨析,有所判断,结合个人感悟,有了新的认识。这种认识,正是他刻苦用心得出的结论。用心求学而不照本宣科,也构成了弘道书院的治学传统。

阅读《弘道书院志》,深感我们亟需在钩沉书院历史脉络的同时,给予书院教育以客观的历史评估和学术评价。历史上各类书院的教学内涵,大多以儒家典籍为基础教材,但因主讲人员和所在时代的差异,其讲授重点各有不同。尤其受到主讲导师所有知识结构和治学态度的影响,其所培养的学生个体性情和社会关怀也迥然有别,书院导师是否善于投身社会,在当时具备怎样的社会地位,是否将文献教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,也都对所培养的学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。书院教育从私塾到官办的演变,既标志着个性教学向格式教育的转变,同时也是书院传统凝固化、僵尸化和混同化的历史蜕变。对此加以研究也很有必要。

阅读《弘道书院志》,笔者深感用地方志的方式承载一座书院或学校的办学传统,使其优秀的学风得以发扬,使其靓丽的特点得以凸现,使其典型的办学模式得以延续,使其主流的文化脉略得以传承,也是值得我们倡导并探索的办学方式。志书作为中华文化圈中独一无二的著述文体,我们的先辈们不但用于国内区域研究(诸如府州县志之类),而且广泛应用于国别研究(如魏源《海国图志》、黄遵宪《日本国志》、王韬《法国志略》之类),其分门别类、客观叙事的特点,有利于人们系统梳理一个区域或国别的文化资讯,因而也就成为近代中国学人认识自我、观察异邦的学术工具之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用专业志的形式来探索书院教育问题,尤其是总结那些名牌学校的教育情况,也应该成为我们加以推广的学术媒介。在这个问题上,王承裕这部书院志固虽简略,但梗概齐备,因而值得重视。

当然,书院或学校志的记载,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。一个时期书院或学校的发展,也将具备适应时代诉求的时代特点,我们无法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任意套用。譬如弘道书院,创办时属私学,后来改由官办,其影响力沿至清末。清乾隆初年,因避讳改弘道为宏道。道光十年(1830),陕甘学政周之祯斥资重修,使其成为陕甘两省学子深造之所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夏六月,督学沈兆霖所撰《添设学舍增广膏火碑记》,记载了他倡导捐资,扩建校舍,使书院进一步增容的经过。在张翰山、周贞木两学使之后,沈兆麟强调“书院为讲学之地,学使为劝学之官”,为使书院“课(陕、甘)两省士子,由学使督其成”,直接将书院建设列为督学政务,也就理所当然了。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因学制改革,学政沈卫进而改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,宏道书院因之寿终正寝,从此也就揭橥了近代陕甘学校教育一个重要的历史闸门。(作者: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张世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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